1949年老人找公安局,自称“认识主席”,北京指示:立即逮捕

作者:东旭

“你们把我送到北京,我要见主席!”

1949年10月上旬,南昌市公安局走进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开口说了一句话,满座皆惊。

“你认识主席?”公安干警问。

“红军时期,我是特派员,主席还向我做过汇报,我还曾经为主席、朱老总说过好话。”

干警听了此言,觉得难以置信,怀疑对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再看这个老人文质彬彬,也不像是故意撒谎。

凭直觉,他们觉得此人身份不一般,随即将其安顿下来,随后向上级请示。

几天后,公安人员来到老人休息的宿舍,掏出一副锃光擦亮的手铐,不由分说给老人戴上。

老人一边拼命挣扎,一边大叫:“你们不能这样,我要去主席那里告你们,把你们全都撤职!”

“老先生,有什么话到北京去说吧,我们是奉命行事。”公安人员表情严肃,不卑不亢地说。

这个老人是谁?他真的认识主席?公安人员为什么要给他戴手铐?

此人叫涂振农,过去也曾经胸怀远大理想。

他研究过进步理论,担任南昌《大江报》《新民报》编辑的时候,开始发表文章,向读者介绍理论,号召大家起来打倒军阀。

涂振农的文章像利剑一样,充满了战斗性,孙传芳看了他的文章后,将他“请”到报社,拿出一张支票递给他,笑容满面地说:“涂先生,这是我给报社的经费。”

涂振农面无表情,把支票扔到了桌上,什么话也没说,拂袖而去。

孙传芳气得脸色铁青,恶狠狠地说:“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把报社给砸了!”

很快,《大江报》被查封了,涂振农丢了饭碗,但他没有气馁,毅然到了广东,在那里加入了红色组织。

那么,涂振农是如何跟主席认识的?

当时中山先生为了打倒军阀,制定了“三民主义”,我方不少成员也在对方阵营担任职务。比如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部长林伯渠等,主席也担任过宣传部代部长。涂振农当时则担任民众运动委员会书记。

都是一个阵营的战友,涂振农跟主席在工作中认识。

两人的第二次重逢,是在1930年。

1927年蒋氏背叛革命,将屠刀对准红色阵营,陷入白色恐怖中。

我方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武装起义,对敌人进行反击。

1927年秋,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相继爆发,星星之火开始燃烧。

而涂振农则来到上海,在法租界继续开展革命。

1929年9月24日在上海召开的全会上,涂振农当选为中委。

从这时候起,上海成为中枢,直到1931年。

由于中枢机关设在上海,对苏区的情况不了解,但主要负责人却高高在上,对苏区指手画脚,横挑鼻子竖挑眼,说主席作为总前委书记管得太多,要求“分权”。

1929年6月,在福建龙岩召开的会议上,又免除了主席的总前委书记一职。

1929年9月,组织上纠正错误,决定恢复主席的职务。

1930年6月,涂振农以特派员的身份到了江西,传达精神,了解红四军的情况。

和主席、朱德和陈毅等干部交谈之后,涂振农做了汇报,肯定了主席的工作。

正因如此,在本文的开头,涂振农才对公安人员说自己认识主席,当年主席曾经向他“汇报工作”。

既然如此,新中国成立时,涂振农应该是位开国元勋,为什么此时会在南昌出现?公安部门为什么要给他戴手铐?

原来,在考察过红四军之后,涂振农先是担任红十军政委,后来担任赣东北宣传部长、军区政治部主任。

红军长征,涂振农应该同行的。

然而在红军长征前,涂振农与大部队失去联系。

涂振农有文化也有阅历,即使不叛变,也能找到一个比较体面的职业,过上好的生活。

但是他没有消沉下去,一直在打听红军的消息。

得知红军到了陕北后,他立即动身前往寻找。

当时形势非常严峻,蒋军在全国范围内抓捕我方人员。涂振农毫不动摇,冒着生命危险到处寻找组织。

历尽千辛万苦,涂振农终于在1936年1月到了陕北。

主席和朱老总非常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安排他担任了秘书长。

抗战爆发后,涂振农热血沸腾,主动请缨到前线抗日。

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派他到南方参加抗日工作,担任南方工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

1942年5月,红色阵营出了个大叛徒。

南方工委组织部长郭潜带着组织上给的十万活动经费叛变,南委机关全部遭到破坏,4000多名地下组织成员身份暴露,史称“南委事件”,震惊一时。

郭潜叛变后,为了交“投名状”,带领几十名特务,直奔南委所在地广东大埔县高陂墟。

这时候,南委已经听到了风声,决定撤离,但是在出门之前,大家忽然想到柜子里还有一些文件。

大家转身回去,动手处理文件,说什么也不能让它落到敌人手中。

在大家正销毁文件的时候,特务们出现了,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部长涂振农等人被捕。

被捕之后,涂振农下定决心死扛,哪怕严刑拷打都不背叛。

可是,敌人却没有对他进行刑讯,反而好吃好喝,待若上宾。

不仅如此,还派了女特务,整天陪伴,嘘寒问暖。

这时候,涂振农的态度有所松动,提出放弃自己的事业,要出去当教员。

可是敌人岂能就这样放他出去?他们的目的是让涂振农叛变,为虎作伥。

不久,特务头子徐恩曾亲自出马,对涂振农进行劝降。

“涂先生,你们的组织部长都投降了,得到一大笔奖金,现在他已经化名郭乾辉加入中统,成为我们的同志。”

“识时务者为俊杰,还等什么?”

听到这里,涂振农动摇了。

就这样,涂振农1943年1月30日这天,在“悔过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加入了中统。

加入中统后,涂振农出卖战友,将自己掌握的情况全盘托出。

不光如此,他还向中统头子支招,如何对付我方地下组织。

因为死心塌地,涂振农步步高升,先后担任了中统东南区特别工作小组负责人、中统局研究处下属研究室主任。他的主要职责是,为敌人训练特务。

叛变之后,涂振农的日子过得滋润,整天吃香喝辣,还在南昌买了一所大院,娶了两个姨太太。

可是好景不长,蒋军王朝风雨飘摇。

涂振农没有逃往台岛,而是回到了江西老家。

1949年10月1日,他从广播中听到,新中国成立了!

那一刻,涂振农肠子都悔青了。

如果自己不叛变,也肯定是开国元勋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世界上没有买后悔药。

但是他转念一想,自己当时叛变没有登报,当特务都是秘密的,用的还是化名。

涂振农觉得,自己还可以到北京去找主席和朱老总,就说自己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到时候弄个一官半职应该不成问题。

贺怡有过三段婚姻,第一任丈夫刘子奇,第二任丈夫是主席弟弟毛泽覃,第三任是涂振农

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涂振农来到了南昌市公安局。

南昌方面向北京作了报告,北京方面反馈的信息是,此人是叛徒,押到北京!

既然涂振农的秘密投敌,身份为什么那么快就暴露了?

原来,涂振农是和廖承志是同事,两人是一起被捕的。

1946年,廖承志被我方营救出狱,把涂振农叛变的消息报告了组织。

而涂振农投敌后,还去监狱对廖承志进行过劝降,他把这茬给忘了。

不仅如此,在缴获的中统档案里,也发现了涂振农的名字。

组织上认为,涂振农当叛徒证据确凿,这笔账一定要算,不然对不起死去的烈士。

涂振农被押解到北京后,被法院判处死刑。

1951年4月,涂振农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随着一声枪响,涂振农罪恶的生命结束了。

行刑前,涂振农非常恐惧,两腿瘫软,被法警架着到了刑场。

他肯定追悔莫及,怪自己当年没有守住底线。

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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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时间:2022-08-04  最后更新:2022-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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