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真临:湖南人把文化当成了改变世界的武器

何真临:湖南人把文化当成了改变世界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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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真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曾任湖南省企业家协会副理事长,后任三一集团副总裁、党委第一副书记。作为一个“职业企业家”,何真临的职业生涯有着传奇般的经历,在七届人大会上因与李鹏总理的对话,被李鹏总理赞誉为“学者型的企业家”。在八届人大会上,由于对话中引出了朱镕基同志的名言:“又吹哨子又打球,准赢”,引起了全国各大媒体的追捧,被戏称为“职业议员”。20世纪90年代,何真临“企而优则仕”,被提拔为省轻工业厅副厅长、省轻工集团副总经理、省盐务局副局长。2006年退休受邀加盟三一,任三一集团副总裁、党委第一副书记。2013年1月,何真临所著《我与首富梁稳根:揭秘三一》在北京首发,该书全方位解读了与三一和梁稳根有关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及其背后的故事。也就在该书出版之际,何真临践行加盟三一时的诺言,七年之痒,离开三一,再次隐退江湖。我曾经多次与原三一集团原副总裁何真临先生进行会谈。何真临先生博学、深邃而有锋芒,大有“唯楚有才”和舍我其谁的感觉。前不久,我去湖南讲学,再次与何真临先生相逢,老友见面,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我为什么选择三一

程冠军:您做过官员,又曾长期在国企工作。从官员到国企领导,然后到民营企业三一重工。当时,您是怎么来三一的?

何真临:我是在体制内画了句号以后9个月才到三一的。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直率,没有隐瞒,不装深沉。我总结自己一生有四句话:第一句:技而优则企。技术干的比较好,结果就当了企业家,99.37%的职工选了我当厂长,完全是民选。而且当时我提出来,如果没有80%以上的选票,我绝对不当,民众不拥护,我当干什么呢?第二句:企而优则事。企业干的比较好,当了领导。第三句:政而劣则民。这是一种自贬,也是一种自嘲。我这个人太学术,太自负,在政界原地踏步了14年,退休是草民一个。第四句:名而回归企。最后又回归到企业了。这四句对我的一生的概括。

七届全国人大的时候,李鹏同志到我们湖南代表团听取发言,这一次,我与李鹏同志进行了对话。那个时候我是个企业家,我跟李鹏总理提出,要重视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举足轻重地位。当时李鹏给我的评价是“学者型的企业家”。我对李鹏同志说,只有全面提升企业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才能够发挥这个群体的作用。在八届人大上,我跟朱镕基同志又有过一次对话,朱镕基有一句尽人皆知的名言叫“又吹哨子又打球”,这句话就是我在与他对话时引出来的,我当时提出了中国政界的四大弊端。当时,朱镕基总理到湖南代表团听取发言,我们湖南团有的代表在朱镕基总理面前发言显得很胆怯。我认为,这就大大地削减了我们湖南团代表的议政的能力和水平。看到这种情形,我们湖南团的其他代表也很着急,这时,一位领导的秘书对我说:“何总,你上吧”,我说:“没有点名要我发言啊”。他说:“你怕什么!”我最怕激将法。就对他说:“怕倒不怕”。结果等大家讲的差不多的时候,我突然说:“朱总理,我作为一个企业界的代表,我讲一分钟。”我的话一出口,全场都愣住了,朱镕基马上睁大了眼睛看着我。这时,我就噼里啪啦,用最快的语速,讲了中国政界的四个问题。第一,官商再度泛起;第二,银行,我为鱼肉,他为刀俎。另外还有两个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我讲到官商再度泛起的时候,就打了一个比方,如果把球场比作一个市场的话,那么交战的双方就是企业,裁判员就是政府,我说:“请问总理,如果裁判员也来打球?”朱镕基马上语出惊人:“又吹哨子又打球,准赢”。

在七届和八届全国人大期间,我既是全国劳模、全国人大的代表,又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还是湖南省企业家协会的副理事长。那时,连南德集团的牟其中也请我去和他交流。牟其中与我从未来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走向,讲到华尔街,上下五千年,谈了两个小时。牟其中很有气势,大背头、高个子,讲起话来不断打手势,滔滔不绝。他的口才、思维,演讲能力和雄辩都非常杰出。我这个人一生不服输,这次见面,他很佩服我,我也佩服他。

早在那个时候,梁稳根就一直在观察我,看我的锐气和思维,看我的作风和情操。他每次见我都说,你越来越年轻,你的谈话还这么锐利,思想还是那么犀利等。后来他就多次发出邀请,他说:“你当什么厅长,你到我这儿来吧。”我说:“梁老板,你原谅我吧,我跟共产党奋斗了一辈子,我不能中途变节。你要我来可以,那等我把共产党的这个句号画圆了以后。”后来他就跟我们国资委主任讲,何厅长是一个有气节的人。

我退休刚过几天,梁稳根就来电话:“何厅长,我期盼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说:“老板,你容我再三思一下!”中间又拖了几个月,最后梁稳根请我在三一最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地方——岳麓山爱晚亭跟我谈了很多。此时,我被梁董事长的诚意所打动了,试想,我已经下来了,已经不是什么厅长,已经是一个草民,三一还是非要我来。我不来对不起三一。我说:“来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我不干经济工作,我说我这一生都是在经济的旋涡里面,进也忧,退也忧。进完不成订单,愧对客户,退无以对员工交代。梁董事长说你干什么都可以,战略、工会、党务、文化。我说干什么都可以,唯独不担经济责任。来到三一,梁董事长就要我分管文化,后来担任党委第一副书记,兼管工会工作,又分管对外联络工作,还有公共关系,还有他交办的一些特殊的任务,很多时候我是他的特使,甚至他的一些私人事务也交我去办理。

国企民企:如何实现角色转换

程冠军:您曾经担任过湖南省轻工厅的副厅长,还担任过大型国有企业的一把手。到三一之后,您是如何实现角色转换的?

何真临:我当了14年的副厅长,后来又担任轻工盐业集团负责人。从轻工盐业退休以后,没多久我就来到了三一。此前,我对三一认真研究了6年,对三一的经济、政治、文化、党务各个方面,应该说还是有一点点认识的。可以这么讲,我这几年到三一,就是研究三一、诠释三一、提升三一,研究、诠释、提升——这么6个字。此前,我一直想写一本三一的书,但一直没有实现。写“华为”的书有若干,但是写三一的书只出现过两本,而且这个两本都不着边际。真正权威的描述三一的书一直到去年还没有出来。主要原因是因为三一的董事长梁稳根一直保持低调,我每次请示他关于写三一的时候,他总是说,可以准备材料,现在还不着急。他是希望进入世界500强之后,再出版关于三一的书。离开三一之后我写了一本《 我与首富梁稳根——揭秘三一重工 》。这本书可以说是对三一的全面精确解读。

我对三一文化的解读是从学者的角度而言的。三一,不同时候有不同的解读,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大方向基本是一致的,比如说文化的解读,战略的解读,创新的解读,肯定是一致的。

三一是很有趣的一个企业,尽管任正非在民营企业是最低调的,但是任正非也不时地会发表一篇文章,诸如《 我的母亲父亲 》《 乏味的冬天 》《一江春水向东流 》等,明确地彰显了他的文化和战略意图。相比之下,梁稳根是最低调的。第一,他几乎不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除非是党的会议),也很少接受媒体采访。关于三一,清华写过我们的案例,北大写过我们的案例,北方交大写过我们的案例,国内很多知名的学校都写过我们的案例。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中央党校也来写过我们的案例。

要真正了解三一,不只单纯的了解经济,还要了解政治,了解文化。因为三一的成长,不是单方面的经济的崛起,而是三一人高度的政治智慧、经济智慧和人生智慧的一个结晶。因此,写三一不是那么好写的,它不单纯是一个经济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三一和主流意识形态完全是融为一体的。董事长梁稳根在当选党的十七大代表的时候就说,我入党以后,就把党的事业和三一的事业融为一体了。

程冠军:您是一个有思想、敢爱敢恨、敢于承受打击的人。您是湖南企业家中的风云人物,您与两任总理都有过对话。古人说,曾经沧海难为水,我认为您是“曾经湘江难为水”。

何真临:在三一工作的七年间,我接触的经济学界的著名学者很多,耳闻目染。早在来三一之前,我曾经在国企工作,我是七届、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我所接触的都是中国顶尖级的学者和知名人士。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厉以宁为我们讲大课,就是我游说他去的,他本来只给省部级班的讲课,结果我们厅级班的领导知道我和他的交情,就游说我去说服厉教授。我对厉以宁说,您讲小课是讲,讲大课也是讲,为什么不可以讲大课呢?结果他就讲了。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在全国人大期间,我接触的一大批中国学界的泰斗。比如说哲学界的李泽厚先生,历史学家刘大年先生,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他们都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们都是一交谈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候甚至通宵达旦。我的市场经济的启蒙理念,就是著名经济学家、中央党校的王珏教授给我灌输的。

说我有理论,有实践,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主要是站在三一这个平台上的。我所讲的每一个经济学的理念,都有三一的案例在支撑,三一是怎么做的?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我们希望社会各界能够全面的、系统的、正确的,从政治的层面、经济的层面、人事的层面、社会的层面、战略的层面等多个角度去认识三一、解读三一。因为三一的成功不是单方面的成功。它抓住了我们国家的发展机遇,深刻领会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一个企业要能够得到成长,他必须首先认同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造就了三一,其实我的很多解读都涉及这个问题。“三一”人是大智慧、大手笔、大谋略。这个企业之所以办成这样的规模,它是多种智慧的结果。揽天下英才,共举天下大事。简单地说,可以归结为这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智慧,一个是人才谋略。

我跟许多中国学术界的泰斗都有深厚交情。我之所以能够在学术界有一席之地,一是得益于我的历练、思考和与时俱进,更为重要的是,三一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平台。如果我不是三一的副总,我值什么钱?所以,我感谢三一。

何真临:湖南人把文化当成了改变世界的武器

湖湘文化:改造世界的利器

程冠军:湖湘文化对三一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您认为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您认为湖湘文化的最显著特征有哪些?

何真临:三一的文化的渊源,应该是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第二个是地域文化的影响,那就是湖湘文化;第三个就是舶来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对品质的重视。中国文化更多的是一种抽象的、集成的、宏观的、全局的文化。而西方的文化则是不断分解和细分的一种文化。制造业本身就是需要东方文化的支撑,就是需要这种集成的、整合的文化。三一其实是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精神构建和集成为核心竞争力,然后再用这个核心竞争力去整合西方文化中精工的那些元器件,所以才有了这么一个集大成的三一。三一文化是对全球文化的整合。比如说品质改变世界,这就是中西文化的集成,品质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没有的,中国人对品质是模糊的。中国没有品质的概念,品质是西方的概念,是西方文化,是西风东进以后的一个新的概念。制造业所代表的是品质的历练。如果不结合西方的品质文化,我们没办法谈制造。因为制造文化的核心是品质。所以,品质改变世界,蕴含了舶来文化的精髓。那么改变世界的本身,又是东方文化的精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不就是改变世界吗?

湖湘文化不同于一般的文化概念,一般的文化是作为一种摆设,一种炫耀,一种士大夫的精神寄托,而没有把文化当成一种改变世界力量,湖南人把文化当成了改变世界的武器。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中国的湖南人是把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融为一体了,这就是经世致用。湖湘文化主要有四个特点。第一,心忧天下;第二,经世致用;第三,实事求是;第四,敢为人先。湖湘文化中的实事求是文化源于岳麓书院,毛泽东同志就是从那里走出来的,并把实事求是文化变为我们党的一大法宝;三一的文化,是经世致用的一种文化,三一人是把文化当作一种改造世界的利器,品质改变世界,这就是致用。心忧天下——三一人作为一个制造业的民族品牌,它考虑的不是通过制造业赚钱,而是通过制造来建立一个高品质的中国品牌,去改变世界,这是一种心忧天下的情怀!那么,当中国改革开放还处于一种朦胧状态的时候,梁稳根毅然决然的辞官下海,那要冒多大的风险,这是不是敢为人先?说到实事求是,三一的文化中,更多的不是把它当作束之高阁、津津乐道的一种精神,更重要的是,它把实事求是运用到了制造的每个领域、研发的每个领域,把品质改变世界,作为引领我们各项事业的一面旗帜。在这种文化的理念的指导下,我们才实现了突破。这就全面解读了三一与中国文化、湖湘文化的关系。

程冠军: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文化也造就了一方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涌现出了像宗庆后、南存辉、马云等一批企业家。您能谈谈湘商吗?

何真临:浙商是小商品起家,湘商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做就做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们没有崛起之前默默无闻,崛起之后会声响很大。厚积薄发,惊天动地。湖湘文化在近代史上所写下的都是浓墨重彩的几笔。湖湘文化名人当中首推曾国藩。蒋中正每天把《 曾国藩家书 》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 曾国藩家书 》在今天也是教育子孙后代的重要的典籍。毛泽东则说,曾国藩是用文化打败了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提出了不伦不类、不中不洋的主张,而曾国藩则举起了捍卫民族文化的旗帜,因此所有的读书人都响应了。所以曾国藩的厉害不光是在于他的局势和手段,还在于他文化的号召。从湖南走出的新中国领袖毛泽东能够“搅得周天寒彻”,靠的就是6个字:打土豪,分田地。他把中国广大百姓几千年的诉求挖掘出来,满足老百姓,谁不来干革命?因为旧中国大部分老百姓都没有土地。因此,文化是从根本上激发需求的一种动机。毛泽东有与天奋斗的一腔豪情,但他又是一个刚柔相济的人,看到穷苦百姓没有饭吃,他会流泪。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用伟大的文化改变了中国。从曾国藩到毛泽东,他们的身上都有湖湘文化的影子。

曾国藩是湖湘文化的领袖,是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湘商是在改革开放中期后期异军突起的,湘商不像浙商,浙商起步比较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崛起了。那么,湘商的崛起,是以三位工程机械的领袖为代表的。从生产模式看,浙商是小商品,湘商是重工。三一的总裁项文波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原来人们都认为我们湖南人只会种田,只会杀猪,只会打仗。但是,当工业化的滚滚潮流扑面而来的时候,像梁稳根这样的企业家却能够脱颖而出,这就是时势造英雄。

湖湘文化本身孕育了一批敢为人先,心忧天下的仁人志士。他等待着天时的召唤,当天时一到,他就脱颖而出,很豪迈。

程冠军:如何看待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经营管理的作用?如何看待文化学与管理学之间的辩证关系?

何真临:一个人是否聪明,是否智慧,关键是他能不能把各门学问打通。企业也是如此,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他们的文化是相通的。乔布斯跟梁稳根是相通的。三一提出的“品质改变世界”,与所有有责任的企业就是相通的。经济学和哲学是可以打通的,为什么?企业文化是价值观,是行为准则。经济学搞的再好,没有明确的价值取向,没有凝聚人的理念、使命、愿景、精神,这个经济学就是没用的。所以陆游说“功夫在诗外”。写诗不是简单的语句的运用,还包括文学、社会、民生、哲学等方方面面,包括对鸟鱼虫草的洞察,对每一个细节都细心观察,才能成诗。经济学也是这样,其实它的功夫也是在经济之外的,尤其是要懂得文化学、人才学、领导学。不懂文化学,怎么凝聚人?不懂人才学,怎么领导人?不懂领导学,又怎么组织资源?因此,学问都是相通的。比如,在人格理论、文化理论里面,我认为,要把弗洛伊德、马斯洛,把哲学的真善美和驭世之道等全部打通。如果不打通,你的学问依然是迷茫的。

搞经济一定要把政治学、心理学、管理学打通。打通以后你才会知道,中国的真正的政治是什么。学问是互通的,它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社会的一个层面而已,最后它肯定是相通的。经济学里的亚当 • 斯密就是这样一个人,除了对经济学的巨大贡献之外,他还写过《 道德情操论 》。

文化是指引企业的最核心的东西。中国人的思维是系统、全面的思维,是高屋建瓴的思维。所以它能够吸取世界的精华为我所用,它那种博大包容的胸怀,能够把别人最先进、最美好的东西化为己有。佛教本来是印度向我们传播的,结果,现在中国的佛教成了世界最大的佛教,就是因为中国人有一颗包容的心。它不像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是局部的,而中国文化是整体的,它构筑一个很大的框架体系。文化的发展已经证明,未来世界的文化绝对是东方文化。事实上,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模糊的,中国文化从根本上道出了世界的奥妙。中国的文化的本身最能够呼应集成创新,但中国文化也有其弱点,就是它很难呼应原始创新。

何真临:湖南人把文化当成了改变世界的武器

“企业家论语”专栏作家:程冠军

此文刊登在《南方企业家》杂志2020年10月刊

(编辑:龙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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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时间:2021-02-21  最后更新:2021-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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